一、孙中山的困境
1922年的广州，孙中山的日子不好过。
这位革命了一辈子的老人，刚刚经历了一次致命的背叛——他的老部下陈炯明炮轰总统府。孙中山和宋庆龄从枪林弹雨中逃出来，狼狈地坐上了英国军舰。站在甲板上望着广州城，这位年近六旬的革命先行者，大概心里满是苦涩。
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，从护国运动到护法运动，孙中山换了一拨又一拨的合作者：袁世凯、黎元洪、段祺瑞、唐继尧、陆荣廷，最后连自己一手提拔的陈炯明也翻了脸。
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——靠军阀打军阀，这条路走不通。
孙中山需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，需要一套能动员底层民众的方法论，还需要钱和武器。这些，他在西方列强那里都拿不到。英美人支持的是吴佩孚，是那些既得利益者。
那找谁？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。
1923年1月，苏联特使越飞来到上海，和孙中山秘密会面。两人谈了好几天，最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，史称《孙文越飞宣言》。宣言里最关键的一句话是：越飞表示，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完成国家统一和实现完全独立，而苏联愿意提供帮助。
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声明。它意味着孙中山正式决定"以俄为师"。
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求援，这件事在当时的国际政治中极为罕见。但孙中山没有别的选择。他太需要帮助了。
二、共产党人的选择
苏联这边，也有自己的算盘。
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下的指示很明确：你们现在太弱了，必须和国民党合作，帮助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。在这个阶段，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是首要任务。
说实话，共产党内部对这个决定是有抵触情绪的。陈独秀就觉得不对——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，两个阶级怎么混到一起去？这不是自降身份吗？
但共产国际说了算。1923年6月，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，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，同时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。
这就是所谓的"党内合作"。
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他是个务实的人，对国共合作持积极态度。他在会上发了言，主张共产党应该积极参与国民革命，在运动中发展自己的力量。
1924年1月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。这次大会是整个合作关系的标志性事件。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，把旧三民主义改造成了新三民主义：民族主义加上了反帝内容，民权主义强调平民共有，民生主义则加入了"平均地权"和"节制资本"。
说白了，新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有了重合。这就是合作的政治基础。
李大钊出席了这次大会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，同时担任国民党的中央委员——放在今天的人看来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但在那个年代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三、黄埔军校：造一所战争机器
合作最实在的成果，是黄埔军校。
孙中山搞了一辈子革命，最大的痛点就是没有自己的军队。辛亥革命靠的是新军起义，护国运动借的是地方军阀，护法运动拉的是桂系滇系。结果呢？枪杆子始终不在自己手里，说翻脸就翻脸。
1924年6月，黄埔军校在广州黄埔岛的长洲岛上正式成立。孙中山自任总理，蒋介石任校长，廖仲恺任党代表。
苏联给了大笔援助：经费、武器、教官，一应俱全。苏联顾问团团长加伦将军亲自参与制定教学计划。军校的制度也照搬苏联模式——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，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。
这一点在当时是革命性的。旧式军校只管练兵，不管思想。黄埔军校不一样，它要求每个军官都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，为谁打仗。
共产党人在这所军校里发挥了巨大作用。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，把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。恽代英、萧楚女、聂荣臻等共产党员也在校任教。
黄埔军校第一期就招了645名学生，后来陆续扩招。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，很多是受了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。他们在这里接受严格训练，白天学战术、练射击，晚上听政治课、讨论时事。
有意思的是，黄埔的教官和学生里，既有共产党人，也有后来的反共干将。林彪、徐向前、陈赓是共产党方面的人物；而杜聿明、胡宗南、关麟征后来都成了国军的高级将领。同一所学校，同一个操场，培养出了日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。
历史就是这么讽刺。
四、暗流涌动
合作表面上热火朝天，底下却一直不平静。
国民党内部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。右派从第一天起就反对联俄联共。1925年8月，廖仲恺——孙中山最忠实的追随者、联俄联共政策的坚定执行者——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。
凶手至今成谜，但很多人怀疑是国民党右派所为。
廖仲恺之死是一个信号。它表明，国民党内部反对合作的力量已经开始动用了。
孙中山在1925年3月去世，这对合作关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。孙中山活着的时候，凭借他的个人威望，还能压住各方势力。他一死，各方立刻开始了权力角逐。
蒋介石开始崛起了。他手握黄埔军校这杆枪，又善于在左右之间左右逢源。表面上，他和共产党合作，暗地里却在积蓄自己的实力。
1926年3月，蒋介石制造了"中山舰事件"，逮捕了中山舰上的共产党人李之龙，随后又宣布广州戒严，驱逐了苏联顾问中的一些左派人物。这是一次试探，试探共产党的底线。
当时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选择了退让。周恩来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，这是他一生中最窝囊的时候。
但退让并没有换来太平。紧接着的"整理党务案"进一步限制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活动空间。
合作的裂痕已经很明显了。只不过，双方都在等一个时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