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脚这件事
民国之前，中国女人的脚基本被裹成残废。三四岁开始缠，七八岁骨头就定型了，一辈子走路像踩高跷，稍不留神就疼得钻心。鲁迅写过一篇文章，说他小时候看见邻居家的姐姐裹脚，晚上疼得直哭，他蹲在门槛外面听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到了民国，这事终于被正式叫停了——1912年，孙中山以大总统令通饬各省劝禁缠足。
但一纸禁令管不住几千年的习惯。广东有些地方，官府来人检查，老太太们赶紧让闺女把裹脚布缠上装样子，等人走了再松开。山东农村更绝，有户人家被查到没给女儿裹脚，村里老人指着鼻子骂"以后谁娶这双大脚丫头"，老两口只好连夜给闺女重新裹上。
放足运动真正起效果，得等到1920年代。各地办了"天足会"，入会的女人不裹脚，互相打气。有个叫刘清扬的女知识分子在天津搞演讲，说自己就是天足，照样能走路能干活，凭什么非得把脚弄残废？台下坐着的一帮老太太听得直咂嘴，私底下议论：这丫头脚那么大，将来怎么嫁得出去？
到1930年代，城里的年轻女性基本不裹脚了。但偏远农村到1940年代还有零星的裹脚案例，老人家觉得新派女人的大脚难看，像男人一样。一双脚从裹到放，前后折腾了上千年，民国这三十来年算是把这事基本了结了。
女学堂和第一批女大学生
1907年，清政府学部颁布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》，中国女性第一次被官方允许进学堂读书。到了民国，这扇门彻底打开了。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立，这是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。在此之前，女孩能读的书无非是《女儿经》《烈女传》，认得几个字罢了。
1920年，北京大学破天荒收了三个女生——邓春兰、奚浈、查晓园。消息传开，全国报纸都在讨论。有人说"牝鸡司晨，家之不祥"，也有人说"世界潮流不可阻挡"。邓春兰后来写文章回忆，她考北大之前给校长蔡元培写了封信，大意是：如果大学不收女生，那全国的女子上哪儿去深造？蔡元培回信说，可以试试。
到1930年代，全国的女大学生数量已经不算少了。清华、燕京、金陵女子大学都招女生，沪江大学、震旦大学也不落后。这些女大学生毕业后，有的当老师，有的做医生，有的搞科研，有的进了报馆当编辑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林徽因——建筑学出身，跟丈夫梁思成跑遍半个中国测绘古建筑，在抗战流亡中还在写论文，抗战胜利后参与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。
不过女大学生在民国属于绝对的稀缺品。1935年全国在校女大学生不到三千人，放到四亿人口里，比大熊猫还稀罕。绝大多数普通女孩别说上大学，连小学都没进过。农村的女孩更是如此，放牛、割草、照顾弟妹，等到十五六岁就有人上门说亲，一辈子跟书本没什么缘分。
走出家门的女人们
民国女性进入职场，是一件渐进的事。最早的一批职业女性集中在纺织厂——上海、无锡、武汉的纱厂里，女工占了六成以上。她们每天干十二个小时，踩着机器嗡嗡响，拿的是男工一半的工资，住在拥挤的工房里，七八个人挤一间上下铺。纱厂的棉絮飞得到处都是，干上几年头发都白了，身体也垮了。
教师和护士是另一个主要方向。民国政府鼓励女性当小学教员，因为工钱低、好管，学校也乐意招。教会学校还培养了不少护士，护士这个行当在民国之前被视为"伺候人"的下贱活，到了一九二零年代渐渐体面起来，不少教会医院开办护理培训班，专门招收女性学员。
上海的商业发展催生了一批新的女性职业。百货公司的女售货员、电话局的女接线生、银行的女打字员，这些岗位在192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。一个能在银行当打字员的女性，月薪能有三四十块，够养活自己了。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——女人不再需要靠男人吃饭，腰杆子也直了几分。
当然，职业女性面对的压力也是巨大的。同工不同酬是常态，女性在单位里被骚扰没人管，结了婚的大多被要求辞职回家。有的单位甚至明文规定：女性职员一经结婚即行解职。1934年南京有个市政府出台规定，禁止已婚女性在政府机关任职，引发了一波女权抗议，报纸上吵了好一阵。
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女人
民国的女性先驱者，每一个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。
秋瑾是第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。1875年出生于绍兴，书香门第，从小不爱绣花爱舞剑，放过脚、读过书、写过诗。1904年她独自东渡日本留学，在日本剪了头发、换上男装、加入同盟会，认识了一帮要革命的年轻人。回国后在绍兴办《中国女报》，鼓吹女权和反清，文字激烈得很。1907年在安庆起事失败，被捕后拒供一字，清兵押着她去刑场，路过绍兴轩亭口，年仅三十一岁。她留下的那句"秋风秋雨愁煞人"，到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心里发紧。
何香凝是另一个狠人。1878年出生于香港，1897年嫁给廖仲恺，两人志同道合，一起赴日留学。她是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，帮孙中山、黄兴跑腿送信、筹钱买枪。廖仲恺1925年被暗杀后，她没有退缩，反而更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抗战期间她在香港卖画筹款，把钱全捐给前线，自己日子过得清苦。她画的狮子老虎，每一幅都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
还有一批人没这么出名，但做的事同样重要。杨荫榆在北平女师大当校长，作风强硬，学生们不喜欢她，但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是中国第一个女性大学校长。吴贻芳主持金陵女子大学二十多年，把学校办成了亚洲最好的女子大学之一，培养了近千名毕业生。1945年，她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大会，在《联合国宪章》上签了字——那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在国际文件上落笔。
民国三十多年，中国女性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跨越。从裹脚到放脚，从闺阁到学堂，从灶台到职场，从沉默到发声。这个过程走得跌跌撞撞，有人走了一大步，有人只挪了一小步，但方向始终是向前的。
那些走在最前面的女人，她们未必都能善终，但她们踩出来的路，后面的人可以接着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