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要给中国历史上的"败家子皇帝"排个名，隋炀帝杨广大概率名列前茅。他接手的，是父亲隋文帝留下的一个统一、富庶、府库充实、制度完备的强盛王朝；可仅仅十四年后，这个王朝就在遍地烽火中轰然崩塌，他本人也在江都被部下缢杀，落得个身死国灭、被后世追谥为"炀"（去礼远众、逆天虐民之意）的下场。
但杨广又是一个极其复杂、不能简单用"暴君"二字概括的人物。他并非昏庸无能之辈——他天资聪颖、才华横溢、抱负极大，一心想做超越古今的千古一帝。他在位期间营建东都、开凿大运河、修筑驰道、三征高句丽、经营西域、巡幸天下，每一件单拎出来都堪称"大手笔"。问题恰恰在于：他太想在自己这一代、在短短十几年里，把几代人才能干成的大事全部干完，而且不计代价、不顾民力。
一个聪明、有雄心、起点极高的皇帝，为什么会把一手绝世好牌打得稀烂？答案，或许就藏在那条至今仍在流淌的大运河里。
影帝上位：靠伪装夺来的太子之位
杨广能成为隋炀帝，本身就充满了算计。他是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次子，本与皇位无缘——太子是他的大哥杨勇。
但杨广极懂父母的心思。隋文帝以节俭著称，独孤皇后最恨男人宠妾灭妻、用情不专。太子杨勇为人直率、不会作伪，生活上讲求排场，又冷落母亲为他挑选的正妻元氏、专宠姬妾云氏，元氏后来暴病而亡，独孤皇后怀疑是杨勇与云氏所害，对这个长子越来越不满。杨广则反其道而行之，把一场长达十余年的"表演"做到了极致：他平日里只和正妻萧妃住在一起，姬妾生了孩子都不养育，以示专一；每次父母派人到他府上，他都和萧妃恭敬迎接、厚礼相待；他把王府装饰得朴素无华，琴弦弄断、蒙上灰尘，故意让来视察的隋文帝看到，以为他不好声色；上朝时车马侍从一概简陋，对大臣恭敬谦卑、礼数周到，为自己博得了"仁孝"的美名，朝野上下都称颂晋王贤德。
与此同时，杨广又勾结权臣杨素，不断在隋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挑拨、诬陷杨勇。长年累月的耳边风，加上杨勇自己确实有不少让父母失望的毛病，隋文帝终于在公元600年废黜杨勇，改立杨广为太子。后来隋文帝病重，杨广的伪装一度露出马脚（他调戏父皇的宠妃陈夫人，又与杨素密商后事的信误送到文帝手中），隋文帝震怒，连呼"畜生何足付大事""独孤误我"，想重召杨勇，却已被杨广、杨素的人控制，很快含恨而终（其死因历来有"被弑"的猜疑）。公元604年，杨广即位，并很快矫诏赐死了废太子杨勇。一个靠极致伪装和权谋登上皇位的人，从此再无人能约束他内心那奔腾的欲望和雄心。
营建东都与开凿大运河：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
杨广即位后，立刻以一种近乎透支的节奏，启动了一系列超大型工程。
公元605年，他下令营建东都洛阳，每月征发的民夫多达两百万人，建宫殿、修苑囿，穷极壮丽；与此同时，他下令开凿大运河。这条运河并非凭空挖一条新沟，而是以洛阳为中心，利用、疏通和连接天然河流与前代旧渠，分几段开凿：通济渠（从洛阳引黄河水向东南，沟通淮水，连接长江方向）、邗沟（利用春秋时吴国开凿的邗沟故道，连接淮河与长江，直达江都，即今扬州）、永济渠（向东北，引沁水南通黄河、北达涿郡，即今北京一带）、江南河（从京口，即今镇江，向南修到余杭，即今杭州）。经过前后多年、数百万民夫的劳作，一条以洛阳为枢纽，北抵涿郡、南达余杭，沟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，全长两千多公里的南北大运河，最终贯通。
从历史的长时段看，大运河是一项真正"功在千秋"的伟大工程。在此之前，中国的主要河流大多自西向东流，南北之间缺乏便利的水运通道。大运河一开，把富庶的江南和政治、军事中心的北方紧紧连在一起：南方的粮食、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、洛阳乃至北方边镇，极大地加强了统一王朝对江南的控制，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，沿线兴起了扬州、苏州、杭州等一批繁华城市。此后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历代都依赖大运河漕运命脉，京杭大运河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，部分河段至今仍在通航、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唐人皮日休评价说"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"，清代人也说"隋之亡虽由此，而后世之利亦由此"，道出了它"罪在当代、利在千秋"的两面。
但在当时，这条河是用民夫的血汗和白骨堆出来的。修河征发民夫动辄数百万，官吏督役严酷，民夫长年浸泡在泥水中劳作，大量人病死、累死，史书载"役丁死者什四五"（死去的民夫占到四五成），运送尸体的车辆络绎不绝。更要命的是，杨广修运河，并不全是为了国计民生，其中一个直接动因，是方便他自己乘龙舟巡游江都。他第一次下江都，乘坐的龙舟高达四层、装饰金碧辉煌，后宫、诸王、公主、百官随行的船只首尾相接两百多里，拉纤的纤夫就有八万多人，沿途五百里内的州县都要贡献珍食美味，吃不完的就地掩埋，奢靡惊人。这样的巡游，他前后搞了三次，每一次都是对沿途百姓的巨大盘剥。
三征高句丽：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
如果说大运河还能"利在千秋"，那么三征高句丽，则是彻头彻尾、耗尽国力民力的灾难，成了压垮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高句丽是当时雄踞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，在隋朝建立后多次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，还联络突厥对抗隋朝。隋炀帝认为高句丽不臣服、是东北方向的心腹大患，决定倾全国之力御驾亲征，企图一战而定。
公元612年，第一次征高句丽，隋军出动一百一十三万之众（号称两百万），加上运输的民夫，动员规模空前，仅渡过辽河的陆军和进攻平壤的水军就声势浩大。但这场战争组织混乱、补给困难、指挥失当，高句丽军队顽强抵抗、坚壁清野，隋军在辽东攻城不下、在萨水（清川江）又中了高句丽将领乙支文德的诱敌深入之计，渡过萨水的三十多万隋军精锐几乎全军覆没，最后逃回来的只剩两千多人，第一次征伐以惨败告终。
杨广不肯认输，第二年（613年）再次亲征，正当战事胶着、围攻辽东城之际，后方负责督运粮草的权臣杨素之子杨玄感，在黎阳举兵叛乱，进逼东都洛阳。后院起火，杨广不得不紧急撤军，第二次征高句丽半途而废。平定杨玄感后，一意孤行的他在公元614年又发动第三次征伐，此时天下已经大乱、农民起义遍地，被征发的士兵大量逃亡，高句丽也疲敝不堪、遣使请降，杨广算是讨到一个"称臣"的台阶，草草收兵——可等他要求高句丽国王入朝，对方又根本不来，这场耗费了无数人命钱粮的战争，最终什么实质成果也没捞到。
三征高句丽，把开皇之治攒下的家底和民力彻底掏空。为了打仗、修河、建东都，朝廷无休止地征调兵役、徭役，"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"，青壮男子几乎被征发殆尽，甚至出现"男丁不足，妇人服役"的惨状，大量田地荒芜、农村凋敝。百姓被压榨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，与其坐着等死，不如揭竿而起。
遍地烽火与江都宫变
早在第一次征高句丽期间，民变就已爆发。山东人王薄自称"知世郎"，在长白山（今山东章丘境内）聚众起义，还作了一首著名的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，号召百姓别去辽东白白送死。此后，各地起义如星火燎原，迅速燃遍全国：河北有窦建德，河南有翟让、李密领导的瓦岗军，江淮有杜伏威、辅公祏……与此同时，一批隋朝的官僚、豪强眼看大势已去，也纷纷割据自保、起兵反隋，其中就包括后来建立唐朝的李渊（时任太原留守）。
可笑又可悲的是，面对土崩瓦解的局势，隋炀帝却选择了逃避。他长期留在江都（扬州），沉湎酒色、自欺欺人，据说常常对着镜子对萧皇后说："好头颈，谁当斫之（这么好的一颗脑袋，会被谁砍下来呢）？"他甚至备下了毒酒，又在江都宫中修建了百余间精致的房舍，每日换一处饮酒作乐，在末日的狂欢中麻醉自己。随他南下的禁军"骁果"大多是关中人，眼看天下大乱、思乡心切，又听说皇帝想迁都丹阳（南京）、不再北归，人心惶惶、纷纷密谋叛逃。
公元618年，虎贲郎将司马德戡、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利用骁果的不满发动兵变，攻入江都宫。杨广闻讯换衣逃跑，被擒获。面对叛军，他还想保留最后的体面，质问"我何罪至此"，并提出"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，何得加以锋刃，取鸩酒来"，想要毒酒自尽，却被拒绝。最终，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大隋天子，被叛军解下身上的白绫缢杀（一说用练巾勒死），时年五十岁。他死后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，还是萧皇后和宫人拆了床板做了口小棺材，草草下葬。盛极一时的隋王朝，随之名存实亡，不久后便被李渊建立的唐朝取代。
回看隋炀帝，他的悲剧不在于没有能力或抱负，而恰恰在于他的能力和抱负，配上了一颗毫无敬畏、急功近利的心。他太聪明、太自负、太想在短时间内成就万世之功，于是把天下百姓当成实现自己功业的工具和数字，无视他们的承受极限，把本该几十年、上百年循序渐进完成的工程和战争，强行压缩到十几年里一起上马。大运河固然伟大，但伟大的工程不能为暴君的暴虐开脱——因为历史不只是看后人得到了什么，更要看当时的人付出了什么；同一条河，它可以是贯通南北的千年命脉，也可以是一个王朝耗尽民力的血腥见证。"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"，这句话后来被唐太宗反复引为镜鉴，而杨广用他十四年败光盛世的惨痛结局，给所有后来的统治者上了最沉重的一课：再宏大的雄心，一旦脱离了民心、超出了民力，最终都只会变成埋葬自己的坟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