玄奘:偷渡出国的那个人,走了十七年,带回一个时代

玄奘:偷渡出国的那个人,走了十七年,带回一个时代

公元629年,一个二十八岁的和尚,从长安出发了。

他没有朝廷的批文。当时唐朝初立,边境管控极严,百姓不得私自出关。他递过申请,没批。于是他混在饥民里,一路往西,走到凉州(今甘肃武威),又偷偷过玉门关外的五座烽燧。在第四烽附近,他被守军发现,一箭射来,差点送命。

这个和尚叫玄奘,后来被人称作"唐僧"。

一千多年后,他的故事被写成《西游记》,变成孙悟空、猪八戒、白骨精、火焰山。可真实的玄奘,没有徒弟,没有白龙马,也没有观音菩萨在半路接应。他一个人,走了五万里,穿越沙漠、雪山、盗匪出没的荒原,用了十七年,带回六百五十七部佛经。

这件事的意义,远比一部小说要重。

他为什么要走

玄奘出家的年代,佛教在中国已经传了六百年。但传进来的经书,问题很多。

翻译不统一。同一部经,这个人译成"涅槃",那个人译成"泥洹";这个版本说有,那个版本说无。更麻烦的是,很多经书是辗转翻译的——从梵文译成西域某国语言,再译成中文,中间错漏、误解极多。再加上各派师承不同,对同一个概念的解释互相打架。

玄奘是个极认真的人。他在长安、成都、荆州一带遍访名师,学了很多年,越学越觉得疑问多。他听说印度那烂陀寺有位戒贤法师,是当时佛学的最高权威,于是下决心:去印度,找原文,把问题问清楚。

这个念头在当时近乎疯狂。从长安到印度,中间隔着帕米尔高原、中亚沙漠、兴都库什山,路上有盗匪、有战乱、有瘟疫。之前去过的人,十个里能回来一两个就不错。

玄奘还是走了。

八百里流沙与高昌王的挽留

最凶险的一段,是莫贺延碛。

那是玉门关外的一片大沙漠,今天甘肃瓜州到新疆哈密之间,长八百余里。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写: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,复无水草。他一个人牵着马走,白天看太阳,晚上看星星辨方向。

走到一半,他打翻了水袋。

这在沙漠里等于判了死刑。他往回走了十几里,想起自己发过的誓——"宁可就西而死,岂归东而生"。于是他掉转马头,继续往西。

五天四夜,没有一滴水。他后来回忆,当时"喉咙如火,唇焦腹裂",最后人和马一起倒在沙里。到第五夜半,忽然一阵凉风吹来,马自己站起来,驮着他走了几里,找到了一处水草。

救他的那匹马,据说是一匹老马,认得路。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,后来演变成《西游记》里白龙马的来历。

走出沙漠,玄奘到了高昌(今新疆吐鲁番)。

高昌王麴文泰是个虔诚的佛教徒,听说来了个大唐高僧,亲自出城迎接,还让玄奘坐在自己背上,请他讲经。讲了一个月,麴文泰舍不得放人,说:法师您就留在高昌吧,我供养您一辈子,全国百姓都做您的弟子。

玄奘拒绝了。他说自己是去求法的,不能半路停下。

麴文泰急了,威胁说:那我把您送回长安。

玄奘绝食。三天不吃不喝,气息渐弱。麴文泰慌了,赶紧道歉,答应放行,但提了个条件:讲经一个月,然后和高昌结为兄弟,回来时在高昌住三年。

玄奘答应了。临走时,麴文泰给他准备了三十匹马、二十五个随从、一百套衣服,还给沿途二十四国的国王写了信,请他们照顾。这些信,后来真的帮了大忙。

十几年后,玄奘从印度回来,专门绕道去高昌,想履行当年的约定。可高昌已经没了——麴文泰在贞观十四年(640年)与唐朝交恶,唐军攻破高昌,他惊惧而死,高昌国被改为西州。

玄奘到的时候,只看到一片废墟。

那烂陀寺五年与六百五十七部经书

玄奘一路走,一路学。他经过焉耆、龟兹、碎叶、撒马尔罕,翻过兴都库什山,走了整整四年,终于在公元631年抵达那烂陀寺。

那烂陀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学府,位于今天印度比哈尔邦。据记载,寺院有僧人数千,加上学生和杂役,常住人口上万。寺里有三大图书馆,藏书丰富。玄奘到的时候,寺里给他安排了上宾待遇——住"大人房",出行有象骑,每日供养丰盛。

戒贤法师当时已经一百多岁,身体不好,早就不讲学了。听说玄奘从大唐来,他专门破例,为玄奘讲《瑜伽师地论》,一讲就是十五个月。

玄奘在那烂陀寺待了五年,把寺里能学的都学了。之后他又游历印度各地,遍访名师,前后十几年。到公元642年,戒日王在曲女城召开了一次大会,请玄奘主讲大乘教义。据说当时到会的有十八个国王、三千多僧侣、两千多外道。玄奘讲完,把论点写在门口,声明"若有一字无理,能难破者,请斩首相谢"。十八天,无人能驳。

这场辩论让玄奘在印度名声大振。戒日王请他留下,他拒绝了。他要回去。

公元645年正月,玄奘回到长安。

他走的时候是偷渡出去的,回来的时候是万人空巷迎接。唐太宗当时在洛阳,专门召见了他,还劝他还俗做官。玄奘不肯,只想译经。

太宗后来两次让他随军出征,玄奘都推了——他说自己身体不好,其实是怕耽误译经。太宗也就没再勉强,反而给了他大力支持,安排他在长安弘福寺、大慈恩寺译经,还让地方官府供给一切所需。

从645年到664年去世,玄奘译经十九年,一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、一千三百三十五卷,占整个唐代译经总量的一半以上。这个数字听起来抽象,但可以对比一下:在他之前,鸠摩罗什译了三百多卷;在他之后,义净译了四百多卷。玄奘一个人的工作量,超过之前之后任何一位译师。

他采用的是"直译"路线——尽量保留原文结构,不随意删减润色。这种译法读起来不如鸠摩罗什的译本流畅,但准确度更高。今天中国人念的《心经》,"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",就是玄奘的译文。那句"观自在菩萨,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,照见五蕴皆空,度一切苦厄",也是他的手笔。

他还写了《大唐西域记》,十二卷,记录了沿途一百三十八个国家的山川地理、风土人情、宗教政治。这本书后来成了研究七世纪中亚和南亚历史的最重要文献——因为印度古代几乎没有系统的历史著作,很多印度古代史的关键年代,是靠《大唐西域记》和中国其他求法僧的记录推出来的。印度那烂陀寺遗址的发掘,就是照着这本书的记载找到的。

一个译经僧的晚年

玄奘的晚年并不轻松。

译经是极耗心力的事。他每天定下功课,白天译经、晚上讲学,还要应付各种拜访、请托。他身体一直不好,早年在沙漠里落下的病根,加上长年劳累,到了晚年越发沉重。

他还卷入过政治。太宗晚年身体不好,玄奘被召到宫里讲经;高宗即位后,对他也很礼遇,但朝中有人不满,说他"交结权贵"。有一次,一个叫吕才的学者公开批评他的译经,玄奘不得不亲自出面辩驳。

公元664年正月,玄奘在玉华寺译完《大般若经》六百卷,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一部译作。译完之后,他说自己"死期将至"。二月五日夜里,他在玉华寺圆寂,六十三岁。

据说他死时,长安城"士女送葬者百余万人",洛阳、长安周围五百里内,都有人赶来送行。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张,但可以想见当时的影响。

如果只看佛教,玄奘的贡献是开创了法相宗——虽然这个宗派后来传承不久就衰落了,但它的思想影响了后世。更重要的是,他带回来的经论,成了中国佛教理论的根基之一。

如果看更广的层面,玄奘的意义在于:他是一个用脚丈量世界的人。

唐朝的中国人,对西方的想象大多模糊。玄奘走了一趟,把真实的地理、政治、宗教、物产、语言、风俗全带回来了。他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怎么运作,知道波斯人信什么教,知道中亚有哪些城邦、谁在打仗、商路怎么走。这些信息,对当时的唐朝政府来说极其宝贵——太宗之所以一再劝他还俗做官,就是看中这一点。

他还是一个极端认真的人。他去印度的动机,说到底就是为了搞清几个学术问题。为了这个,他冒了生命危险,走了十七年。这种"为了一个问题不惜一切代价"的劲头,在任何时代都罕见。

民间把他变成了"唐僧",变成了那个软弱的、需要徒弟保护的和尚。可真实的玄奘,比小说里的任何一个人物都硬。

《西游记》里,唐僧一路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。真实的玄奘,经历的何止八十一难,而且没有一次是观音菩萨来救的——救他的,是他自己的那口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