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东晋在江南与门阀共治、偏安一隅时，北方经历了一百多年"五胡十六国"的混战，最终由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完成统一。公元439年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，结束了十六国的纷乱，统一黄河流域，历史进入了北朝时期，与南朝对峙。
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。鲜卑拓跋部原本发源于大兴安岭一带，是个以游牧、射猎为生的民族，入主中原后，统治着人口占绝对多数、文化也远比自己先进的汉族。怎么管好汉人农耕地区、怎么处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关系、怎么让这个马上得天下的政权在中原长治久安，成了北魏历代皇帝都绕不开的难题。到了第六位皇帝——孝文帝拓跋宏（后改姓元，又称元宏）手里，他用一种近乎极端、甚至不惜与本族保守势力决裂的方式，掀起了一场全面"汉化"改革。这场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北方民族大融合，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历史走向。
一个鲜卑族的皇帝，为什么要拼了命让自己的族人改说汉话、改穿汉服、改用汉姓、与汉人通婚？他图的到底是什么？
从冯太后到孝文帝：改革是有"师承"的
孝文帝的汉化改革，并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，而是站在一个人的肩膀上——他的祖母冯太后。
拓跋宏五岁即位，因为父亲献文帝早早退位、去世，早年朝政实际由祖母冯太皇太后主持。冯太后是汉人（出身北燕皇族），既有政治手腕，又深悉汉文化和汉族的统治经验。在她临朝听政的近二十年里，北魏已经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"汉化"性质的改革，其中最重要的是"班禄制""三长制"和"均田制"。
北魏早期，鲜卑官吏没有固定俸禄，许多官员靠贪污、掠夺和搜刮百姓发财，吏治败坏、民怨沸腾。班禄制就是按品级给官员发放固定俸禄，同时严厉打击贪赃，整肃了吏治。三长制则是整顿基层户籍：五家立一邻长、五邻立一里长、五里立一党长，负责清查户口、征发赋役，把此前大量被豪强隐匿的人口和土地重新纳入国家控制。而均田制更是一项开创性的制度——国家把掌握的无主荒地按人口、性别、年龄分给农民耕种，农民向国家交租服役，死后部分土地归还国家。这套制度把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固定在土地上，恢复了北方的农业生产和国家赋税，后来被北齐、北周、隋、唐一直沿用发展，影响了几百年。
冯太后还特别重视对孝文帝的教育，让他从小系统接受儒家经典和汉族文化的熏陶。史载孝文帝精通经史、喜好读书、手不释卷，汉化的种子，正是这位汉人祖母在他心里早早种下的。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，二十四岁的孝文帝亲政，他要做的，是把改革推向更彻底、也更惊世骇俗的一步。
迁都洛阳：一场"南征"骗局
孝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，是把都城从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迁到洛阳。这一步，是整个汉化改革的关键，也是阻力最大的一步。
平城是鲜卑拓跋部的龙兴之地，鲜卑贵族、保守势力盘根错节，他们习惯了游牧旧俗，不愿离开经营百年的根基，对汉文化更是充满戒心。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推行彻底汉化，几乎寸步难行。而洛阳地处中原腹地，是汉、魏、西晋的旧都，代表着正统的汉族政治文化中心，也更便于统治整个黄河流域。孝文帝深知直接下令迁都必然遭到群起反对，便想了一个"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"的办法。
公元493年，他宣布要大举南伐南齐，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和步骑百万大军南下。一路上阴雨连绵，道路泥泞，长途跋涉的鲜卑贵族和将士疲惫不堪、叫苦不迭。等大军抵达洛阳，稍事休整后孝文帝又下令继续冒雨进军。那些本就不愿南征、被折腾得够呛的王公大臣纷纷跪在马前，叩头哭谏，请求停止南伐。孝文帝先是故作恼怒，说兴师动众、若无功而返如何向后人交代，随后话锋一转：如果不南征，那就干脆把都城迁到洛阳，以此为名，也算此行不虚；同意迁都的站到左边，不同意的站到右边。群臣虽不愿迁都，但更怕真的去打那场凶险的南征，两害相权，只好纷纷站到左边、同意迁都。孝文帝就这样用一场精心设计的"南征"，半是裹挟、半是既成事实地完成了迁都。
公元494年，北魏正式迁都洛阳。摆脱了平城旧势力的包围，孝文帝随即在新都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连串汉化措施。
全盘汉化：改姓、易服、说汉话、通婚姻
迁都之后，孝文帝的改革来得又急又猛，几乎是从生活方式到身份认同，对鲜卑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"换装"。
第一是改穿汉服。他下令禁止穿鲜卑传统的胡服，官民一律改穿汉族服装。有一次他南征归来，看到洛阳街上还有妇女穿着鲜卑服饰，非常不满，当场严厉责备留守的官员执行不力。第二是改说汉话。公元495年下诏，明令"不得为北俗之语"，朝廷之上不许再说鲜卑话，三十岁以上的人习性难改可以慢慢适应，三十岁以下的官员如果再说鲜卑话就要降职、罢官。第三是改用汉姓。鲜卑人的姓氏多是复姓、多音节，孝文帝率先把皇族的"拓跋"改为单姓"元"（取义"万物之元"），自己改名元宏，又把其他鲜卑大姓一并改成汉姓，如丘穆陵改穆、独孤改刘、步六孤改陆、贺赖改贺等等。第四是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通婚，他自己带头把汉族大姓（范阳卢氏、清河崔氏、陇西李氏、荥阳郑氏等）的女子纳入后宫，并为几个弟弟聘娶汉族名门之女，用婚姻把鲜卑统治集团和汉族士族捆在一起。
此外，他还改变鲜卑原有的度量衡、官制、法律，全面采用汉族的制度；尊崇儒学、兴办学校、祭祀孔子，用汉族的礼乐典章来重塑政权的"正统"面貌。为了安抚南迁的鲜卑人，他还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就葬在河南，不得北还，把他们的籍贯也彻底改成了"河南洛阳人"。
这些改革，遭到鲜卑保守贵族的强烈抵触，连太子元恂都站到了对立面。元恂体胖怕热、厌恶河洛的暑热，又不愿说汉话、穿汉服，私下常穿胡服，还想逃回平城。孝文帝发现后震怒，不顾太子身份，亲自杖责，将其废黜，后来元恂又谋逆，被赐死。为了推行改革，孝文帝不惜废掉、赐死自己的亲生太子，手段之决绝可见一斑。后来鲜卑老贵族穆泰等人在平城发动叛乱，也被他果断镇压。
融合的功与身后的隐患
如何评价孝文帝改革，是个争议了一千多年的话题。
从积极的一面看，这场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。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，经过长期杂居和这场自上而下的汉化，与汉族在语言、服饰、习俗、制度乃至血缘上不断交融，原本尖锐的民族界限逐渐模糊，"汉人"的内涵也因此变得更加开阔——后来的汉族，早已不只是先秦两汉那个单一的族群，而是融合了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众多民族血液的新的共同体。改革也让北魏这个"马上政权"完成了向中原农耕王朝的转型，均田制等措施恢复了北方残破的经济，尊崇儒学、延续典章，则在乱世中保存和发展了汉文化。从更长的历史尺度看，正是北朝这场民族融合与制度积累，加上鲜卑政权保留的尚武风气，为后来北周、隋、唐的重新大一统和盛世气象，奠定了基础。隋唐的皇室（杨氏、李氏）都有浓厚的鲜卑背景，关陇集团本就是胡汉融合的产物。
但改革也有另一面，并且埋下了隐患。全盘汉化来得过快过猛，鲜卑贵族在迅速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，也学来了门阀士族讲门第、尚清谈、竞相奢侈的毛病，原本剽悍勇武的风气被消磨，南迁的鲜卑贵族迅速贵族化、腐朽化。而那些留在北方边镇、没有跟上汉化步伐、被边缘化的鲜卑军人和各族部众，地位一落千丈、普遍不满，这种南北、新旧之间的深刻裂痕，最终在三十多年后引爆了"六镇起义"，沉重打击并最终瓦解了北魏。孝文帝死后不过三十余年，北魏就在边镇军人发动的内乱中分裂为东魏、西魏（后演变为北齐、北周）。他试图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的融合，终究要在更剧烈的动荡中才能真正沉淀下来。
不过，若把眼光放长远，孝文帝仍堪称那个大分裂时代里少有的、具有非凡远见的改革家。在一个凭武力和族群划界的乱世，他偏偏选择主动拥抱更先进的文明，选择用融合而不是隔绝来安放一个多民族的国家。这种选择，让他个人的王朝没能走出历史的周期，却让"中华民族"这个更大的概念，在血与火的交融中，悄悄长出了更包容、更坚韧的模样。北朝的战火与改革交织百年之后，等待中国的，将是一个重新统一的、胡汉一体的崭新时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