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713年，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，在长安城的权力旋涡里完成了最后一击。他铲除了权倾朝野的姑姑太平公主及其党羽，逼父亲唐睿宗交出全部实权，真正掌握了大唐的最高权力。他叫李隆基，后来的唐玄宗。
此后的四十多年里，他的人生像被劈成了两半。
前一半，他励精图治、选贤任能、革除弊政，把唐朝推向了国力的巅峰，史称"开元盛世"——那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代之一，万国来朝、诗家辈出、百姓富足，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文明中心。后一半，他怠于政事、宠信奸佞、纵情声色，一手酿成了"安史之乱"，让那个极盛的帝国在八年战火中元气大伤，从此由盛转衰，再也没有回到开元的高度。
同一个人，同一个时代，为什么会走出如此撕裂的轨迹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或许比任何宏大的历史规律都更接近人性的真相。
开元之治：贤相与明君的黄金组合
李隆基能成为一代英主，起点并不轻松。他是唐睿宗的第三子，原本不是太子。他之所以能崛起，靠的是两次果断的政治行动。
第一次是"唐隆政变"。公元710年，唐中宗李显被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，韦后想效仿武则天临朝称制。时任临淄王的李隆基联合姑姑太平公主，发动政变，诛杀韦后、安乐公主及其党羽，扶父亲李睿宗复位。第二次，就是他登基后铲除太平公主集团。太平公主自恃功高、权倾朝野，也想效仿她母亲武则天干政，与李隆基的矛盾不可调和。公元713年，李隆基先发制人，赐死太平公主，彻底扫清了通向权力巅峰的障碍。两次政变，都发生在他三十岁之前，足见其果决和胆识。
掌握实权后，李隆基展现出一个明君应有的样子。他深知，一个王朝要长治久安，最关键的是选对宰相。开元前期，他先后任用了姚崇、宋璟、张说、张九龄等一批名相，这些人都以贤能、正直著称。
姚崇上任时，向玄宗提出了著名的"十事要说"（十条治国建议），包括"不求边功、不任宦官、不宠外戚、不建寺庙、广开言路、杜绝贿赂"等等，玄宗一一应允。他任用姚崇、宋璟，"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，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"，一个善于灵活处理政务，一个善于坚持原则法度，两人配合，把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张九龄更是以直言敢谏、风度儒雅著称，他敢于当面指出玄宗的过失，玄宗一度非常倚重他。
在这些贤相的辅佐下，开元年间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：整顿吏治、裁汰冗官、严惩贪腐；改革兵制，把府兵制逐步向募兵制过渡，加强了边防；发展经济、兴修水利、检括户口和田地（"括户"），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；重视文化教育、广集图书、大兴文治。经过二三十年的经营，唐朝进入极盛：人口增长到五千多万，耕地扩大，粮价低廉、府库充盈，史载"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"；军事上，唐朝击败突厥、吐蕃、契丹等，疆域空前辽阔，在边疆设立安西、北庭等节度使，控制西域；文化上空前繁荣，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孟浩然等一大批大诗人活跃于此，长安城内胡商云集、万国来朝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都市。
这，就是开元盛世——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一个巅峰的黄金时代。
转折：从"明君"到"怠政"的那个瞬间
盛极而衰的转折，往往来得悄无声息。
开元后期，那个曾经勤政的皇帝，渐渐变了。或许是二十多年太平盛世的成就让他志得意满，或许是年纪渐长、锐气消磨，他开始厌倦繁重的政务，追求享乐和长生。他不再像早年那样虚心纳谏，反而越来越听不进逆耳之言。
标志性的事件，是张九龄的罢相。张九龄为人正直、敢于直谏，常常当面顶撞玄宗，让皇帝很不痛快。而另一个人——李林甫，则极善揣摩上意、逢迎讨好。他表面上和蔼可亲、说话滴水不漏，实际上阴险毒辣、排斥异己。李林甫通过种种手段，让玄宗相信他才是最贴心、最能干的宰相，同时不断在皇帝面前进谗言、诋毁张九龄。公元736年，张九龄被罢相、贬出朝廷，李林甫取而代之，从此独掌相权近十九年。
李林甫专权期间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，堵塞了言路（他曾公开威胁谏官：如今明主在上，臣子们顺着皇帝的意思就行了，不必多嘴多舌，你们没看见那些仪仗用的马吗？平时吃得好好的，只要一叫唤，立刻就被拉下去，后悔都来不及），排挤、陷害了一批有才能的正直大臣。更严重的是，他为了杜绝边将入朝拜相、威胁自己的相位，向玄宗进言，主张重用胡人将领做节度使——因为胡将文化水平低，不可能入朝当宰相。玄宗采纳了这个建议，于是大批胡人将领被委以边疆重任，其中就有一个叫安禄山的胡人。
与此同时，玄宗在感情生活上也迎来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女人。公元737年前后，他宠爱的武惠妃去世，玄宗郁郁寡欢。有人向他推荐了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，说她"姿质天挺"。玄宗一见倾心，竟不顾伦理，先让杨玉环出家为道士（道号"太真"），再把她接入宫中，封为贵妃。这就是著名的杨贵妃。"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""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"，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描写的，正是玄宗晚年的荒怠。他为了博杨贵妃一笑，不惜劳民伤财，从岭南快马加鞭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（"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"）；他重用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，让其身兼数十职、权倾朝野；他对杨家的赏赐挥霍无度，"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"。
朝政，就这样一点点滑向了深渊。
盛世下的裂缝：节度使与土地兼并
如果只把玄宗的失败归咎于"贪图享乐、宠信奸佞"，那就太简单了。开元盛世的辉煌之下，早已埋着几道致命的结构性裂缝。
第一道裂缝，是节度使势力的膨胀。唐朝为防御边疆，在边境设置了十个节度使（安西、北庭、河西、朔方、河东、范阳、平卢、陇右、剑南、岭南五府经略使），让他们统领边军。这些节度使手握重兵、又兼管地方的财政和行政，权力越来越大。到天宝年间，边军总数已达四五十万，而中央禁军却只有十二万左右，形成了"外重内轻"的危险格局。李林甫重用胡将的政策，更是让安禄山这样的人得以身兼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，掌握近二十万精锐，成为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。
第二道裂缝，是土地兼并和均田制的瓦解。唐朝前期靠均田制保证农民有地可种、国家有赋税可收。但随着经济发展、人口增长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皇亲国戚、官僚地主大肆侵占田地，大量农民失去土地、沦为流民或地主的佃户。均田制名存实亡，建立在它之上的租庸调制也随之难以维持，国家财政收入受损，社会矛盾积聚。玄宗后期虽有宇文融等人主持"括户"（清查隐漏人口）、增加税收，但治标不治本。
第三道裂缝，是统治集团的腐化。玄宗晚年沉溺享乐、不问政事，李林甫、杨国忠先后专权，朝政昏暗，边将骄横。杨国忠与安禄山争权夺利、水火不容，两人都不断在玄宗面前告对方的状。这种高层的矛盾，最终成了引爆叛乱的导火索。
安史之乱：盛世的终结与一个皇帝的镜像
公元755年冬天，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，以"奉密诏讨伐杨国忠"为名，在范阳起兵反唐，率十五万大军南下。由于唐朝内地承平日久、武备废弛，叛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很快渡过黄河、攻陷洛阳，第二年攻破潼关，直逼长安。
玄宗仓皇出逃，带着杨贵妃、杨国忠和少数亲随向蜀地奔逃。行至马嵬驿（今陕西兴平境内），随行的禁军将士饥疲交加、怨声载道，认为这一切都是杨国忠祸国所致，发动哗变，杀死了杨国忠，又逼迫玄宗赐死杨贵妃。玄宗无奈，只得让高力士将杨贵妃缢死于佛堂。这就是"马嵬驿之变"，一个盛世帝王，连自己最爱的女人都保不住。白居易后来在《长恨歌》里写道："六军不发无奈何，宛转蛾眉马前死""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泪相和流"，道尽了一个时代的悲凉。
此后，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（唐肃宗），遥尊玄宗为太上皇，组织力量平叛。安史之乱持续了整整八年（755—763），虽然最终被平定（靠的是郭子仪、李光弼等将领，以及回纥等外援），但代价极其惨重：北方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，人口锐减（有说法认为损失了数千万人口），唐朝的国力一落千丈。更深远的影响是，为了平叛，唐朝把大量权力下放给地方节度使，叛乱平定后，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，形成了"藩镇割据"的局面；而参与平叛的将领和少数民族势力，也让唐朝中央的控制力大大削弱。
从此，唐朝由盛转衰，再也没能重现开元的辉煌。此后虽有宪宗的"元和中兴"等短暂复苏，但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、党争不断，大唐在风雨飘摇中又挣扎了一百多年，最终在公元907年灭亡。
唐玄宗李隆基的一生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帝王人生之一。他把唐朝推上了世界的顶峰，又亲手把这座巅峰推下了深渊。
后人常常追问：为什么同一个皇帝，前后判若两人？其实，这恰恰揭示了权力与人性最深刻的规律。开元之治，靠的不是玄宗一个人的英明，而是一整套良性的制度运转——贤相辅佐、言路畅通、选官公正、君臣相得。而天宝之乱，也不只是因为他"变坏了"，更是因为这些制度在长期的太平和个人的怠惰中一点点失灵：贤相被奸佞取代，言路被堵塞，边将失控，土地兼并加剧。一个再英明的君主，当他不再敬畏权力、不再约束自己、不再倾听不同的声音时，他手中的巨大权力，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走向反面。
盛世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，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清醒、克制和努力去维系；而衰落，往往只需要一个皇帝在巅峰上放松警惕、沉溺享乐的那几年。唐玄宗用他的一生告诉后世：最危险的时刻，往往不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而是在最辉煌的时候——因为那时候，人最容易忘记，自己是谁，权力从何而来，又该为谁而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