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1069年，开封。
四十八岁的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，第二年升任宰相。他要做一件大事：变法。
这时候的宋朝，已经立国一百一十年。表面上看，它富得流油——财政收入是唐朝的好几倍，开封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，文人辈出，文化灿烂。可实际上，这个王朝已经病得很重。
那本账
问题出在钱上。
宋朝的军队有一百四十万，是历代最多的。养这么多兵，军费开支占了财政收入的六成以上。可这些兵战斗力很差——因为"更戍法"和"重文轻武"，兵不识将、将不知兵，打仗老是输。
官员也多。宋朝的科举录取名额是唐朝的十几倍，考上就有官做，还有荫补制度（大官的儿子可以直接做官）。到神宗时期，官员数量超过两万四千人，是宋初的十倍。这些人的俸禄、赏赐，又是一大笔。
还有一笔钱：岁币。澶渊之盟后，宋朝每年给辽国三十万，后来跟西夏打仗输了，又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两、绢十五万匹、茶三万斤。
收入不够花，怎么办？加税。宋朝的税名目繁多，什么田赋、丁税、商税、盐税、茶税、酒税，还有各种临时摊派。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，流民越来越多，各地小规模起义不断。
宋神宗即位时，只有二十岁。他是个想有作为的年轻人，看着这本账，愁得睡不着。他找老臣富弼问计，富弼说：陛下二十年不谈兵，天下就太平了。神宗听了，很失望。
后来他读到了王安石的一封奏疏，里面有句话："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。"意思是：用天下的力量去创造天下的财富，用天下的财富去支付天下的开支。关键在于"生财"，不是"省钱"。
神宗眼前一亮。他召见王安石，两人谈了几天几夜。
那个人与那套方案
王安石是个很特别的人。
他是江西临川人，二十一岁中进士，此后在地方做官二十多年，从鄞县知县做到江宁知府。他政绩很好，名声很大，朝廷多次召他入京，他都推辞了。他宁可在外地做事，不愿在京城空谈。
他的生活方式很怪。衣服脏了不换，脸上有污垢不洗，吃饭只吃面前那一盘菜——因为懒得伸手去夹远处的。有一次仁宗皇帝宴请群臣，让大家自己在池塘里钓鱼，钓上来再让御厨做。别人都在钓，王安石却把桌上的鱼饵全吃光了。仁宗以为他是个怪人，不太喜欢他。
他不爱钱，不爱官，不爱享受。他唯一的爱好是读书和思考。他写过一句诗："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"这大概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注解。
这样的人，在官场上很不好相处。他固执，认定的事绝不回头；他不讲人情，谁的面子都不给；他还很傲慢，觉得反对他的人都愚蠢。
但他的真诚是无可怀疑的。他不是为了权力，不是为了钱，他是真的相信自己的方案能救这个国家。
王安石的新法，内容非常多，核心是几条：
青苗法。每年青黄不接时，官府把粮仓里的钱贷给农民，等秋收后加息二分归还。本意是让农民不用受地主高利贷的盘剥，官府也能赚点利息。
募役法（免役法）。原来老百姓要轮流到官府服差役，耽误农时。新法改成：按户等交钱，官府拿这笔钱雇人服役。有钱人多交，穷人少交或免交。
方田均税法。重新丈量土地，按土地肥瘠分等定税。目的是让那些隐瞒土地的大地主多交税。
农田水利法。鼓励各地兴修水利，资金不足可向官府借贷。
市易法。官府设"市易务"，平价收购滞销货物，市场缺货时再卖出，平抑物价，同时向商人贷款。
保甲法。把农村民户编成保甲，十家一保，闲时练兵，维护治安。
将兵法。废除更戍法，让将领长期统领固定部队，加强训练。
保马法。让民户代养官马，减少官府养马成本。
这些措施，现在看都很有现代意味：国家干预经济、金融信贷、社会保障、民兵制度。王安石的思路是：与其让地主和商人赚这个钱，不如让国家来赚；国家有了钱，就能减轻农民的负担，也能富国强兵。
为什么会失败
新法推行了十几年，最后几乎全部被废。为什么？
第一，执行的人不对。
王安石要用一批新人来推行新法，因为老臣大多反对。他提拔了吕惠卿、曾布、章惇这些人。这些人有能力，但人品参差。吕惠卿后来背叛王安石，还拿出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来构陷；有些地方官为了政绩，把青苗法的贷款变成强制摊派——不管你需不需要，都要借，利息还要加码。
好的政策，坏在执行，就变成了恶政。青苗法本意是救济农民，结果变成了官府强制放贷收息；免役法本意是减轻负担，结果有些地方收了钱还要派差；市易法本意是平抑物价，结果变成了官府与民争利，垄断市场。
第二，反对的人太多。
反对王安石的人，名单很长：司马光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、苏轼、苏辙、程颢、文彦博……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最有名望的士大夫。
他们反对的理由，有些是利益（新法损害了地主和官僚的利益），有些是理念（儒家认为"不与民争利"，国家不该做生意），有些是担忧（新法太急，会搞乱社会）。
司马光和王安石本来是好朋友。两人争论了十几年，最后绝交。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，说新法"使上自朝廷，下及田野，内起京师，外周四海，士吏兵农工商僧道，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，纷纷扰扰，莫安其居"。王安石回了一封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说：我做的事，是"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"，不是"侵官"；是"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"，不是"生事"；是"为天下理财"，不是"征利"；是"辟邪说，难壬人"，不是"拒谏"。
两个人都是君子，都有道理。可政治不是讲道理，政治是讲力量。王安石有皇帝支持，司马光有士大夫支持，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第三，他自己太硬。
王安石有个外号叫"拗相公"。他认定的事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有一次讨论新法，一个官员提出不同意见，王安石说："这道理你不懂。"对方说："我确实不懂，但我知道这样做会害民。"王安石说："你既然不懂，就不要说了。"
这种态度，把所有可能的朋友都推到了对立面。他三次罢相，每次都是因为压力太大。可他从不认错，也从不妥协。
第四，天灾与人祸。
1074年，北方大旱，赤地千里，流民遍地。有个叫郑侠的官员画了一幅《流民图》，画的是老百姓卖儿卖女、拆房卖瓦、饿死路边的惨状，托人送到神宗手里。神宗看了，一夜没睡，第二天就下令废除部分新法。
这幅画未必完全真实，但它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情绪：新法搞了这么多年，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变好。
两个人都输了，那场改革到底错在哪
1085年，宋神宗去世，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，高太后垂帘听政。她立刻召回司马光，废除新法。
司马光这时候已经六十六岁，身体很差，但他拼命工作，要把新法全部废掉。有人劝他：有些新法其实不错，比如免役法，可以保留。司马光不听，说：只要是王安石搞的，就要废。
一年后，司马光去世。他死的时候，新法基本废完了，旧党内部又分裂成三派，互相攻击。此后几十年，宋朝的党争越演越烈，从政策之争变成了人身攻击，从朝廷斗到了地方，从生前斗到了死后。
1086年，王安石在江宁去世。他死前一年多，新法已经被废得差不多了。据说他听到免役法被废的消息，沉默了很久，说："亦罢及此乎？"——连这个也废了吗？
两个最有理想的人，一个废了新法，一个死了；一个王朝最有希望的一次改革，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王安石变法，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设计最系统的一次改革。它失败了，但它的失败不是一个人的失败。
从技术层面看，新法的设计并不差。青苗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，在理念上都很先进。问题在于，一个前现代的国家，没有现代的统计、审计、行政能力，也没有独立的司法和舆论监督，再好的政策，到了基层都会被扭曲。王安石想用官僚系统去执行一套精密的政策，可这个系统本身已经烂了。
从政治层面看，王安石低估了改革的阻力。他要动的是整个地主阶级和官僚集团的利益，这些人掌握着话语权、执行权和人事权。他只有皇帝一个人的支持，而皇帝的支持是有限的。
从人性层面看，王安石太高估了自己的正确。他不肯妥协，不肯分步走，不肯给对手留面子。他把一场技术性的改革，变成了一场道德上的圣战。凡是反对他的，都是"小人"；凡是支持他的，都是"君子"。这种二元对立，最后把整个士大夫阶层撕成了两半。
苏轼在《上神宗皇帝书》里写过一句话，说新法"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"。这九个字，可能是对王安石最公允的评价。
可话说回来，如果王安石不那么急，宋朝能改得动吗？这个王朝的病灶，已经到了非动大手术不可的地步。慢慢来，可能永远改不了；快快改，就必然出乱子。
这是所有改革者都会遇到的困境，一千年前是，现在也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