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一、一张报纸能有多大能量
1926年9月1日,《大公报》复刊号出版。
总编辑张季鸾在发刊词里写了四个大字:"不党不卖"。意思很明白——这份报纸不站任何政党的队,也不接受任何势力的收买。
这四个字在当时就是宣言书。民国的报纸江湖里,能真正做到"不党不卖"的没几家,但敢把这话喊出来的,张季鸾算是头一份。
《大公报》后来确实做到了。1930年代,它同时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激进,蒋介石看了不高兴,共产党那边也不太舒服,但谁也不敢真把它关了。为什么?因为读者认它,因为它说的都是真话。
民国报业的黄金时代,大致从清末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,前后大约三四十年。这几十年里,报纸从少数精英的消遣品变成了大众的信息来源,报人从被人看不起的"写稿匠"变成了能够左右舆论的社会力量。
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?
二、那些改变时代的报纸
先说《申报》。
《申报》创刊于1872年,老板是个英国人叫美查。但真正让它成为中国第一大报的,是后来的中国老板史量才。史量才1912年接手《申报》后,做了几件大事:扩版增页,聘请一流编辑,建立全国通讯网络,甚至派记者去欧洲采访。
《申报》最厉害的是它的社会新闻和评论版块。1932年,《申报》发表评论批评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,蒋介石很不高兴,派人去找史量才谈话。史量才回了一句很有名的话:"报有报格,人有品格。"
蒋介石没动他。但几个月后,史量才在从杭州回上海的路上被军统特务暗杀了。这件事震动新闻界——原来在一个声称要"训政"的政府眼里,报人的命还不如一张报纸值钱。
再说《新青年》。
《新青年》1915年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,一开始叫《青年杂志》。这本刊物跟传统报纸不一样,它不追求发行量,追求的是思想冲击力。
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写的《敬告青年》,开篇就是:"自主的而非奴隶的,进步的而非保守的,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……"这几句话像炸弹一样,在知识界炸开了花。
《新青年》后来搬到了北京,成了北大教授们的阵地。李大钊在上面发表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,胡适写了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鲁迅投了《狂人日记》——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,就是在这本杂志上首发的。
一本杂志,养活了半个新文化运动,这事说起来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三、报人的骨头
民国报业最值得说的不是那些报纸本身,而是办报的人。
邵飘萍,浙江金华人,1884年生。这个人办报的方式在当时的中国堪称异类——他不是躲在编辑部里写文章,而是亲自跑到新闻现场去。
1917年张勋复辟,邵飘萍是第一批冲进北京的记者。他写回来的报道,细节生动、现场感极强,跟当时那些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完全不同。读者看得过瘾,同行看得眼红。
邵飘萍还干了一件大胆的事:在报纸上揭露段祺瑞政府的"西原借款"内幕。这笔借款是段祺瑞偷偷跟日本签的,用中国的铁路和矿产权益换钱扩充军队。消息是邵飘萍捅出来的,段祺瑞恨他入骨。
1926年,奉系军阀张宗昌占领北京,邵飘萍被捕。张作霖下令枪决。4月26日,邵飘萍被押赴天桥刑场,临刑前他说了一句话:"你们杀不死我,我的笔比你们手里的枪厉害。"
他死时42岁。
另一个是林白水。林白水和邵飘萍是同行,也是朋友。他办过《中国白话报》《社会日报》,写文章的风格比邵飘萍还要泼辣。
林白水有个习惯——谁贪腐他就骂谁,不管后台多硬。他骂过军阀潘复,骂过政客王郅隆,骂得毫不客气。有人劝他收敛一点,他回了一句:"新闻记者说人家不敢说的话,写人家不敢写的东西,这是我的本分。"
1926年8月,林白水被张宗昌以"通敌"的罪名逮捕,当天就被枪杀了。跟邵飘萍一样,他死在42岁这一年。
民国新闻界有个说法:"邵林二公,同日而殉。"两位报人在同一年被杀,这件事本身就是对那个时代新闻自由最辛辣的注脚。
四、审查与自由的拉锯
民国报业不只有光辉的一面,也有被压制的一面。
北洋政府时期,新闻审查相对宽松——不是政府不想管,是管不住。各路军阀忙着打仗,谁也没精力去管报纸上写了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民国报业的黄金时代,恰好对应着北洋军阀混战的年代。乱世出自由,这话听着别扭,但确实如此。
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,情况就不同了。1930年代,国民党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新闻审查体系。报刊杂志出版前需要送审,"违禁"内容要删改,严重的话直接查封。
1934年,国民政府颁布了《图书杂志审查办法》,要求所有出版物在发行前必须经过审查。这个制度把很多出版社和报馆逼到了绝路上——你今天写的文章,审查官明天才能看,等你拿到批准,新闻已经过了时效性。
但报人们总有自己的办法。
有人用"开天窗"的方式抗议——报纸被审查删掉的地方,就留一块空白,让读者自己想象那里写了什么。有人用谐音、典故、隐喻来绕开审查。鲁迅的杂文就是这方面的巅峰——他写的东西,审查官看得似懂非懂,等看明白了想删,文章已经登出来了。
1936年,上海的新闻界为争取新闻自由发起了一场请愿运动。几十家报纸联名上书,要求取消事前审查。国民党当局口头答应"研究研究",实际上什么都没改。
但种子已经种下了。民国报人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新闻传统——独立思考、追求真相、不畏强权——这些东西不是几道审查令就能消灭的。
抗战爆发后,很多报人投笔从戎,报纸变成了抗战宣传的武器。和平年代的"不党不卖"理想,在战争面前暂时让位给了民族救亡。但那些年里办报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和精神,后来成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底色。
一张报纸,在那个年代能做的事,远比今天的人想象的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