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建武三年，王充生于会稽上虞一个寒素之家。他后来在《论衡·自纪篇》里自叙年少丧父，乡里称孝，后到洛阳入太学，师事扶风班彪；《后汉书》补充说他家贫无书，常游洛阳市肆，翻看人家售卖的书，一见便能诵忆，于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。章句之儒守着一经的师说做细碎训诂，他偏不守章句，喜欢的是穷根问底。学成归乡，他只做过郡功曹、州从事一类小官，又因数次谏争与上官不合，辞官而去。
中年以后他回到上虞乡里，闭门潜思，谢绝庆吊往来，门户墙壁间到处放着刀笔，想到一句就刻写一句，积年累月，写成《论衡》八十五篇，今存八十四篇，二十余万言。书成之后久久不显，直到东汉末年，蔡邕入吴地见到它，秘藏帐中，王朗为会稽太守时得书带回许都，身边人觉得他才思大进，追问之下这部书才流布中原。这些经过见于《后汉书》李贤注所引的旧史，带着几分传闻色彩，但书的长期沉寂大抵是实情。
他给这部书立下的宗旨只有三个字：疾虚妄。他在《佚文篇》里自述，《诗》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，《论衡》篇以十数，亦一言也，曰疾虚妄。汉儒讲天人感应，说灾异是上天对人君的谴告，他作《谴告》诸篇，以天道自然反驳；世俗信人死为鬼，他在《论死篇》里说人死血脉竭，精气灭，形体朽而成灰土，不能为鬼；当时谶纬符命盛行，连孔子也被神化为前知千岁的素王，他都一一据理辨析。《问孔》《刺孟》诸篇甚至把追问的矛头指向孔门圣贤，以为圣贤下笔亦不能尽是，同样要经事理检验，这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之论。他所用的方法，是引效验、立证验，凡没有事实与事理支撑的说法，不论出自经典还是流俗，都不肯盲从。
读他的书也要有一层分寸。《论衡》里有《骨相》《命义》诸篇，把人的贵贱寿夭归于骨相与命禄，又有浓重的命定论色彩，这些都是他未能摆脱的时代局限，今人取的是他追问虚实的方法，而不是把那些篇章当作定论。他真正了不起处，是在一个把谶纬当作国宪、把附会当作学问的时代，坚持以事理与效验去检验一切成说。
他晚年贫无一亩庇身，友人谢夷吾上书举荐，说他之才虽孟轲、孙卿有所不及，汉章帝特诏公车征辟，他因病没有成行，永元年间卒于家中，年约七十余。这部在江南墙壁间刻成的书，后来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块锋利的磨刀石：它不教人信什么，只教人在信之前先问一句，这话有什么凭据。疾虚妄三个字，也从此成了一切清醒头脑共同的自我要求。
❝《论衡》篇以十数，亦一言也，曰：疾虚妄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