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世纪初，敦煌藏经洞，法国人伯希和在成堆的古写卷里翻到一卷首尾残缺的汉文抄本，纸黄字密，没有书名，也没有作者。这卷编号「伯三五三二」的残卷，只有几千字，记的是一个僧人周游五天竺——古代对印度五个区域的称呼——以及中亚数十国的行程、宗教、物产、风俗。它差点永远沉没。后来靠唐代高僧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里收录的词条逐条比对，才确认：这就是失传了上千年的《往五天竺国传》，作者是一位新罗僧人，法名慧超。
慧超是新罗人，也就是今天朝鲜半岛南部一带人，生卒年没有确切记载，只知道他主要活动在八世纪上半叶的唐朝。他少年时由海路入唐求法，后来又走海路南下，经南海抵达天竺，巡礼佛教圣迹；归国时改走陆路，从中亚、西域一路东返。唐开元十五年（七二七年），他行至安西（今新疆库车一带）。他的书，大约就是在这趟远行前后、至迟不晚于七二七年写成的，原本三卷。
这是一趟什么样的旅程。他到过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天竺，记下了佛陀诞生、成道、初转法轮、涅槃的各处圣迹和当时的兴衰；归路上又经过犍陀罗、罽宾、吐火罗、波斯、大食、康国、史国、米国、安国、疏勒、龟兹、于阗等大约四十五个国家和地区。
他笔下最珍贵的，是别人没来得及记下的「当下」。他西行的年代，已经不是玄奘时那种相对太平的岁月。他亲眼看见大食，也就是阿拉伯的倭马亚王朝向东扩张，看见突厥的势力深入中亚，印度、吐蕃、唐几方在这片土地上拉锯。他写犍陀罗一带：「此王虽是突厥，甚敬信三宝」；又写有些佛寺被毁、僧徒离散。这些冷静的白描，让这部薄薄的行记成了研究八世纪中亚开始突厥化、伊斯兰化过程的目击证词，和法显《佛国记》、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正好可以互相补充。
书的命运比人更曲折。三卷原本很早就散佚了，只在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里留下摘引的词条。一九〇八年三月，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这卷残抄本；一九〇九年他到北京，把卷子出示给罗振玉等中国学者。罗振玉据照片校录、刊布，并第一次明确把它和《往五天竺国传》对应起来（后来也有研究指出，最初据《音义》判定书名的其实是伯希和）。一九一二年，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作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证》，此后中外学者不断考订，才有了今天能读的本子。原卷则被伯希和带到法国，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。
需要坦白说明：关于慧超，我们知道的几乎全部来自这卷残书和少量佛经记载，他的早年、晚年、确切生卒，都是空白。他不是玄奘那样有官方支持、徒弟环绕的高僧，更像一个独自走了几万里路、把见闻默默写下来的普通僧人。连他自己的名字，在残卷里也一度被写成「惠超」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靠着一卷差点烂在洞窟里的残书，替整个八世纪的中亚和印度留下了一份无法替代的现场记录。
❝他走了几万里路，写了三卷书，书却散得只剩几千字。历史有时候很偏心，肯把一个人记住，往往只因为有那么一卷纸，恰好没烂在洞里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