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四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难解难分，一本以英文写就的小书在上海出版，题名《中国人的精神》，他自己又取了个中文名字，叫《春秋大义》。书里他向战火中的欧洲申辩：衡量一种文明，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养成什么样的男女；真正的中国人过着心灵的生活，那份温良，不是驯顺，而是同情与智慧生发的从容。这本书很快被译成德、法等国文字，在战后的欧洲风行一时，不少西方青年由此第一次正眼看中国文化。写书的人，是辜鸿铭。
他名汤生，字鸿铭，咸丰七年生于南洋槟榔屿的华侨之家，少时随英人义父赴欧洲求学，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取得学位，又游学德、法诸国，通英语、德语、法语，并能读希腊、拉丁古籍，是清末难得的通西学之人。可他归国后做的第一件事，是从头补中国旧学。他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，佐理洋务与外交二十余年，一边办教案、修江堤、与洋人折冲樽俎，一边在督署的灯火下研读经史，把自己在西洋学来的那一套，反过来放在孔孟之道里重新称量。
辛亥之后，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，聘他讲授英国文学。他拖着一条花白小辫走进教室，学生发笑，他也不恼。这条辫子，连同他的纳妾论、三寸金莲之癖、尊王保教的主张，使他成为新派笔下的笑柄，新青年们撰文抨击，他也回敬以犀利的英文评论。可若只看到怪，便看轻了他。他用典雅的英文迻译《论语》《中庸》，让儒经自己走向欧洲读者；他讥讽西方的船坚炮利与殖民逻辑，警告物质膨胀会把世界拖入更大的战争，这些话在一战后的欧洲听来振聋发聩，德意志青年争相读他的书，几成一种思潮。
当时游历中国的外国作家，多以一见他为荣。英国作家毛姆来华，专程登门造访，事后把这次会面写进自己的中国游记，记下这位老人用流利典雅的英语讥弹西方的骄矜；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游，也慕名往访，写下他言谈间的机锋。连最挑剔的西方读者也得承认，这是一位真正懂得他们的家底、又敢于当面顶撞他们的中国人。
他对帝制与旧伦理的固执，带着一个士大夫的时代局限；他对本国文明的自信，又并非顽固二字所能概括。他守旧，却守出了独特的尊严；他骂人，也骂得有学问垫底。他在海外的名气，一度比在国内更响，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曾与他通信论学。民国十七年，他在北京病逝，终年七十二岁。他是新文化浪潮里一个逆流而上的身影，也是最早系统地向西方辩说中国文明价值的中国学者。怪与真，迂阔与深刻，就这样长在同一个人身上。
❝要估价一种文明，最终要看它能养成什么样的人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