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九七年的罗马，元老院的元老们依次起立，向新任执政官致贺。轮到那位来自高卢行省、以雄辩闻名的执政官时，他的答谢辞没有多少华丽辞藻，只说自己要把余生交给一件事：记下刚刚过去的那个恐怖年代，让被暴君害死的人不至于连同名字一起消失。这个人就是科尔奈利乌斯·塔西佗。他在图密善皇帝的统治下熬过了十几年，亲眼看着元老旧臣一个个被赐死、被流放，自己却为了保全性命和前程，始终沉默。如今暴君已死，他要用笔补上那段沉默。
塔西佗约生于五六年，出生地可能在高卢南部的行省贵族家庭，少年时赴罗马学习修辞与法律，成年后一路从财务官、市政官做到行政长官。他的妻子是名将阿古利可拉的女儿，这段婚姻让他近距离看清了帝国边疆的真实图景。图密善时代，告密风行，元老院里人人自危，他后来在著作里坦承，那十几年是他们这代人最不堪回首的岁月，连发出一声叹息都可能获罪。
他先写《阿古利可拉传》，借为岳父立传，记下不列颠的征战，也写出好人在暴君治下如何隐忍苟活。接着是《历史》，记述六九年加尔巴遇刺之后的帝国内战与弗拉维王朝；再写《编年史》，从奥古斯都死后的提比略一路写到尼禄覆亡。在他笔下，提比略深沉伪饰，句句言不由衷；尼禄在罗马大火后嫁祸基督徒，又逼死母后。他的句子冷峻短促，专写权力怎样把人变成兽，又怎样让满朝贤智集体噤声。
他另有一篇《关于演说家的对话》，借一场虚构的夜谈，讨论共和时代的雄辩术为何在帝制之下枯萎，言外尽是对言路日窄的隐痛。一一二年前后，他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，亲自丈量过笔下那些东方旧邦。他的文风凝练如刀，善以短警句收束长篇，还借不列颠酋长卡尔加库斯之口控诉罗马的征服：「他们洗劫、屠戮、篡夺，却把这些暴行称作统治；他们造出一片荒漠，又把荒漠叫作和平。」这句诛心之论，成了后世讨论帝国的常用注脚。
他还留下一部《日耳曼尼亚志》，记录莱茵河、多瑙河彼岸蛮族部落的制度风俗，常拿蛮族的质朴对照罗马的腐化，借外人之酒浇自家块垒，日后成为研究古代日耳曼社会最珍贵的文献之一。约一二〇年前后，他带着一身冷峻辞世，此时帝国正值图拉真盛世，他却始终没有放松对权势的警惕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今人常说的所谓塔西佗陷阱，即公权力失去公信力后无论说什么都不再被相信，这个概括并非古人原话，而是后世学者从他的记述中提炼引申的说法。
❝我执笔记事，心怀不忿不偏：既不因私人恩怨而增一字，也不因阿附权势而减一字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