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竹君，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五生于上海洋泾浜边一间破屋，父亲拉黄包车，母亲做零工。十三岁那年，为了抵债，她被送进堂子卖唱，只唱清白身，不接客。也是在那里，她结识了常来聚会的革命党人夏之时，此人是辛亥元老，曾在重庆蜀军政府任副都督。她不肯让夏之时花钱替她赎身，说赎了身便等于被他买下，趁着一场乱，自己跳出了堂子，随后与他结婚，东渡日本，在东京的女子高等师范读书。这一年她才十五岁。
回国后，她随夏之时到四川合江，主持一大家子，生下四女一子，还在成都办过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。夏之时失意后脾气日坏，夫权大家庭的压抑让她喘不过气。一九二九年，她毅然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四川回到上海，年幼的儿子被迫留在夏家；分居后，夏之时一分钱抚养费也不给，还撂下狠话，说她若能在上海滩立足，自己便用手掌心煎鱼。一九三四年，两人正式离婚。一个曾经的督军夫人，就这样净身出户，要在上海自己挣一条活路。她办过群益纱管厂，刚有起色，一九三二年一·二八的炮火便把工厂炸毁，她又因收留进步传单入狱数月，双亲也在这前后相继离世。
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，靠着四川义士李嵩高资助的两千元本钱，她在法租界华格臬路，即今宁海西路，租下一幢三层小楼，开出一家川菜馆，取名锦江小餐。她在四川多年，深知地道川味，又看准上海食客吃腻了本帮菜的甜腻；从装潢、器皿、菜色到工钱与培训，她事事亲为，薪酬开得比同业高，待伙计如同家人。开业那天，小店被食客挤得水泄不通，过道、厕所旁都加了座，后来索性扩建，改名锦江川菜馆，本是冷门的华格臬路，被她带成了一条美食街。第二年，她又在华龙路开了锦江茶室，生意之外，也悄悄成为进步人士联络聚谈的地方。
抗战和后来的动荡里，她独力撑着两店，为避日伪迫害曾远走菲律宾，在太平洋战争的炮火中九死一生，回到上海重整旗鼓。多少年来，锦江在她手里绕着两个红：一是营业红火，二是她心向进步，暗中帮助革命力量。一九五一年，她把经营了十六年的两店交给国家，迁入华懋公寓，合并扩建成后来的锦江饭店，她出任第一任董事长，此后担任过多届全国政协委员；晚年那些风浪，此处从略。九十多岁时，她一笔一笔写完四十余万字的自传《我的一个世纪》。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，她在北京病逝，享年九十七岁。
她这一生，十三岁被卖，十五岁自己逃出来，二十九岁带着女儿净身出走，三十五岁在绝境里开出一家饭馆，硬是把女人要靠男人的旧话踩在脚下。锦江的招牌今天还在，而比招牌更结实的，是她证明给那个时代看的一件事——一个女人，也可以靠自己，稳稳地立住。
❝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，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，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