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八九七年的巴黎，涂尔干的书桌上摊开一摞统计表。欧洲各国政府几十年来积累的自杀数字，在旁人眼里只是冰冷的行政档案，他却从中看出了规律。新教国家的自杀率常年高于天主教国家，犹太人群体的数字又另有特点；离婚率高的地区、经济骤升骤降的时刻，数字都会规律地起伏。个人最隐秘、最像纯属绝望之举的行为，竟然随着宗教、家庭、经济的节奏整齐波动。他据此写成《自杀论》，把自杀分成利己型、利他型、失范型与宿命型四种，每一种背后都是个人与群体联系的某种断裂或过度，并用一整本书论证一个反常识的判断：即便是自杀，也有社会的成因。
这本书的雄心不止于自杀。涂尔干要为一门新生的学科立下规矩。他主张，集体的信仰、习俗、法律、教育方式从外部约束着每一个人，是在个人出生之前就已存在、死后仍将继续的东西，不能被还原为单个个体的心理。他把这些称作社会事实，并立下一条方法论准则：应当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，先观察、测量、分类，再谈解释，而不是从哲学家的扶手椅里推演人性。一八九五年的《社会学方法的准则》与《自杀论》互为表里，前者是章法，后者是示范；一八九八年，他又创办《社会学年鉴》，聚集起外甥马塞尔·莫斯等一批青年学者，使这本刊物成为法国社会科学的重镇。
他的学问始终带着一种时代焦虑。在《社会分工论》里，他追问：传统社会靠相同的信仰与习俗把人黏合，现代社会分工日细，人与人差异越来越大，团结靠什么维持。他区分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，也警告分工一旦失却规范，会把人抛入失范的空虚。晚年他又转向宗教，在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》里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阿兰达部落的图腾仪式，材料主要来自人类学家的田野记录；他论证宗教的核心不是超自然的教义，而是社会把自身神圣化、定期集会以重申集体力量的过程。
一八五八年，他生于法国洛林一个犹太拉比家庭，少年时被期望继承父业，却转身走向学术。他在波尔多大学创设法国第一个社会科学教席，一九〇二年转入巴黎索邦，后来成为法国大学体制内第一位以社会学冠名的教授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带走了他的许多学生，爱子也于一九一五年在前线阵亡，他拖着病体撰写战时政论，精力彻底透支，一九一七年在巴黎病逝。他留下的那门学科，此后无论怎样分化，都没有绕开他立下的那块基石：要理解一个人，先去理解他身后的社会。
❝应当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