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八年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合组的西南联大，在昆明茅草屋顶下办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。奇迹背后有三常委：北大蒋梦麟、清华梅贻琦、南开张伯苓。蒋梦麟在其中的角色，用两个字概括最准：退让。
他本来是有资格硬气的。蒋梦麟一八八六年生于浙江余姚，早年中过秀才，一九〇八年赴美，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，师从哲学家杜威，一九一七年获博士学位归国，一九一九年起三度代理北大校长，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正式就任，是北大历史上主校时间最长的校长之一。一九三一年他提出「教授治学、学生求学、职员治事、校长治校」，为中兴北大立下规矩。
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，平津沦陷，三校奉命南迁，先在长沙合组临时大学，再西迁昆明，改名西南联合大学。三所学校各有各的脾气、各有各的家底，北大资格最老，论实际财力和师资却比不过清华。合并之初，两校为人员、编制、经费没少起摩擦。蒋梦麟的选择是：凡遇与清华争利，一律让。
他主管总务，管的是钱、房子、设备这些最容易起冲突的事。开会时他常常话不多，表态常落在一句「我也赞成」上——赞成梅贻琦的方案。他还跟北大的老人打招呼：在联大，不管西迁途中多苦，不管自家多吃亏，都不要争。他自己有句听上去反常的话：「在联大，我不管就是管。」
这不是软弱。他看得很清楚：联大的第一目标是活下去、把书教下去，不是在内部争谁大谁小。三家若为一院一系撕破脸，等于替日本人拆了这所学校。他把北大的身段放到最低，换来的是三校八年没散伙。
办学条件差到什么程度？教室是土墙铁皮顶，宿舍四十人一间通铺，敌机来了就往山沟里躲。一九四一年还常跑警报，教授的薪水被通胀吃掉大半，闻一多挂牌刻章补贴家用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联大没有一天停课，培养出的学生后来撑起了中国半个学术界。他的「让」也不是没代价。北大人里有人怨他不为自家争利益，一九四四年校内甚至起了「倒蒋举胡」的风潮，盼着在美国的胡适回来长校。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，三校即将复员北归，蒋梦麟因出任行政院秘书长，依自己当年参与制定的《大学组织法》——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——辞去北大校长，也退出联大。胡适接任，傅斯年代理。他为「让」让出了自己的位置。梅贻琦有句名言：「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」大楼是没有的，大师是有的。而让这些大师能在轰炸声中安心上课的人里，有一个一路退让、把委屈自己咽下的蒋梦麟。
❝强强联合最难的，从来不是出力，是肯吃亏。把功劳和位置让出去，把学校留下来——这也是一种主政。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