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下午，延安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，六十八岁的黄炎培和五十二岁的毛泽东面对面坐着，聊了整整一个下午。黄炎培是六天前，也就是七月一日，和褚辅成、冷遹、傅斯年、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起，从重庆飞到延安的。他们想促成国共两党恢复和谈，一共只在延安停留了九十五个小时，七月五日就要离开。就是在这短短几天里，有了后来被称为「窑洞对」的那场对话。
那天毛泽东问黄炎培，来延安考察了几天，有什么感想。
黄炎培没有讲客套话。他说：我生六十多年，耳闻的姑且不说，就亲眼所见到的，真所谓「其兴也浡焉，其亡也忽焉」——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团体、一个地方，乃至一个国家，不少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。大凡初起时，没有一处不是艰难困苦，聚精会神，事事都在用力；等到环境渐渐好了，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。有的因为历时长久，自然地惰性发作；有的区域扩大，干部人才又跟不上。一部历史，「政怠宦成」的有，「人亡政息」的有，「求荣取辱」的也有。总之，没有谁能跳出这个周期率。
他最后说了一句很诚恳的话：希望诸君找出一条新路，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。毛泽东的回答很干脆，他说：我们已经找到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；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
这段对话，最早记在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出版的《延安归来》一书里——由他口述、夫人姚维钧执笔，一九四五年就在重庆国讯书店印行，一时轰动。这不是事后加工的宏论，而是一个见过清末、民国种种兴亡的老教育家，在土窑洞边说出的大实话。
黄炎培一生的主线，其实也是「教育」二字。他一八七八年生于江苏川沙，也就是今天的上海，一九一七年五月六日，他联合一批教育界、实业界人士，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——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职业教育团体。他痛感当时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「毕业即失业」，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挑，于是四处奔走，办职业学校，提倡「使无业者有业，使有业者乐业」。一个世纪后回看，「职业教育」这四个字仍然是他留给中国社会最深的印记。延安归来，他更积极地投身民主运动，同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等职，一九六五年去世，享年八十七岁。而窑洞里那个「让人民来监督政府」的回答，和黄炎培提出的「周期率」之问，被一次次重新提起。真正有分量的提问，往往比答案活得更久。
❝看清一件事怎么兴起来不难，难的是敢承认它也可能「忽焉」而亡。敢于在最热闹的时候追问「以后怎么办」，这份清醒本身，就是对事业最大的负责。❞